摘要：台灣女醫師人數逐年增加，在生產這樣獨特專屬女性身體經驗的場域，女醫師的增加是否能改變一直以來對立的兩個專業—產科醫師與助產師，進而翻轉男性主導的產科技術，讓生產更「順勢而為」。本文分享作者至丹麥參訪的觀察，在平權的丹麥，女醫師人數多過於男醫師，穩定的助產專業發展，助產師與醫師共同照護孕產婦，三方都得利。2016年起將順勢生產在台灣付諸實現，四年多以來成就了兩百多個家庭，在最少的醫療介入下，順勢迎接家庭新成員的誕生。期待接下來能有國家的力量介入支持，讓台灣的女性都能享有自主又賦權的生產。
關鍵詞：順勢生產，性別，生產改革，自然，助產
(台灣醫學Formosan J Med 2020;24:305-13) DOI:10.6320/FJM.202005_24(3).0010
傅大為在《亞細亞的新身體》中提到，在1950年代，即使是女婦產科醫師開業，也常常需要請產婆來幫忙。但是，她們與產婆的關係，與男醫師與產婆的關係，自然不同。正因為是女醫師---特別是女婦產科醫師太受歡迎、太忙，而接生之事也特別需要時間，所以更需要產婆的連繫與幫忙。在這層意義下，從日治到戰後，在結構上都發展緩慢的女婦產科醫師，不可能有一天取代產婆，但是男婦產科醫師的情況就不一樣了；他們的發展，隱隱指向了三、四十年後的取代[1]。台灣接生者自1972年以後，由助產士接生為主轉為醫師，助產專業因為停止發照與教育中斷，在生產場域漸漸消失，也因為婦產科醫師過往以男醫師為多數，女性的身體的照顧知識與技術，轉為由男性主導。
幾年前週產期醫學會理事長在會訊上提到，「近年來每年加入婦產科住院醫師訓練的醫學生只有20多位，80%以上都是女性，除了對產科興趣缺缺以外，結婚之後更是不可能做產科，所以產科醫師面臨嚴重的斷層問題[2]。」對於「女醫師」的性別刻板印象，從住院醫師時期就常聽到一些較父權的說法，在當今女醫師比例增加的趨勢中，應該要有所改變。我不認為女醫師對產科都興趣缺缺，也不能把產科醫師面臨嚴重斷層的問題，就這麼歸因到「80%以上都是女性」上頭。如果這個體制能給女醫師更多的空間與彈性，女醫師對產科應該有相當的熱誠，尤其在她們生過小孩，且有生產的身體經驗之後。
在《女性主義改變科學了嗎？》一書中，Londa Schiebinger討論科學社群中的女性時，提到十七與十八世紀的科學革命，出現限制女性參與科學的現代體制與意識形態。科學機構(如大學、學院與企業)的結構，被塑造成預期科學家是男性，而且家裡有一位妻子負責照料他與他的家庭。順利的工作發展，仰賴的是妻子們的默默付出，她們負責料理全職丈夫的衣物與生活起居，提供井然有序的家，並且隨時協助男性的事業更上一層樓。隨著科學逐漸專業化，想要追求科學生涯的女性有兩個選擇。她們可以試圖和男人一樣，到大學上課並領取證書—但如我們所知，這些嘗試在20世紀的轉向之前都沒有成功。或者，她們可以繼續待在成為私領域的家庭中，擔任科學家丈夫或兄弟的助手，但她們的貢獻也將越來越難被看見[3]。
來到21世紀的台灣，體制雖已漸漸在改善，但對於女醫師仍然不利。圖一是從2003年，我考取婦產科專科醫師那年開始，依性別區分的專科醫師人數統計，在之前都是男性遠多於女性。因為常要面對醫療糾紛，勞動條件不佳，當年醫師從內、外、婦、兒四大科出走，開始有「四大皆空」的提醒與呼籲。從統計上來看，女醫師通過專科醫師考試的人數十多年來並沒有太大的變動，變動的是男醫師的出走，而拉高了女醫師的比例。《生產救濟事故條例》於2015年公布實施，大幅降低了婦產科醫師執業的訴訟，住院醫師申請人數開始有起色，呈現在2019年的專科醫師人數陡升(住院醫師訓練四年後考專科醫師國家考試)，人數回升之後，性別比例翻轉了！比較特別的一年是因為PGY(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計畫制度)從2011年實施的關係，那年的容額只有35名，呈現了2005年人數大減，男性突然多於女性的一年。
圖一：婦產科專科醫師人數。（資料來源：台灣婦產科醫學會陳鈺萍製圖）
2003年我在醫學中心擔任第四年住院醫師，生了第一胎，不受勞基法保障的醫師，沒有產假、育嬰假，對於理想「母職」的發揮很不利，所以選擇從大醫院離開，到診所工作。有過生產經驗之後，看待生產的方式不同了，雖然還是在「西式產科學」的典範裡，我覺得這時期察覺到了些「異常現象」。開始調整一些在住院醫師時期學到的生產技巧，也在一次次接生經驗中學習[4]。
2007年生第二胎坐完月子時，前輩醫師分享「生產改革聯盟」舉辦「二十一世紀台灣媽媽的生產夢想」徵文比賽，我以《婦產科醫師？媽媽！》為題參加了比賽，分享兩胎生產的經驗，得到優選。那次比賽獎品有《亞細亞的新身體》與《科技渴望社會》兩本書，我第一次知道有STS(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這門學科，也開始從不同的角度，反思一直以來受的醫學訓練，與實際的生產經驗，會有怎樣的斷裂與落差。2012年考上了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開啟了人文社會學科的訓練，也在2015年畢業之後，開始了STS式的生產技術改革實作。
斷裂，是反思的開始：一個樂於當產婆的婦產科醫師
從住院醫師訓練，到成為母親，再到幫人接生的產科醫師，漸漸體會到產科教科書中的「自然生產」一點兒也不自然，充滿父權體制對產婦的「控制」。2006年，美國婦產科醫學會在生產指引中建議限制使用會陰切開術(restricted use of episiotomy)，John Repke醫師說：「我們必需小心，不要誤入讓醫學中的任何一件事變成『常規』的陷阱[5]。」於2016年美國婦產科醫學會再度強調，有許多方法避免陰道生產嚴重裂傷，而非常規會陰切開的臨床指引。2006年至2012年，美國會陰切開的執行率從33%降至12%[6]。威廉產科學教科書也開始建議限制使用會陰切開術。當然，改變的不只這些，還包括生產的姿勢、常規靜脈注射等等，教科書上的臨床技術建議都有改變[7]。2009年，世界衛生組織與聯合國兒童基金(英文全名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the 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Children's Emergency Fund,
簡稱WHO/UNICEF)提出的母嬰親善醫院倡議(Baby Friendly Hospital Initiatitve,簡稱BFHI英文全名)再版[8]，強調生產方式影響日後母乳哺餵順利與否，所以在原本的十大措施之外提出第十一項母親友善(mother-friendly)生產措施，當中強調生產時能由母親選擇的人陪伴、生產時母親可以自由活動並可選擇自己喜歡的姿勢、生產時母親可以自由喝水和進食、避免不必要(常規)的醫療介入，提供非藥物的減痛方法等等。2015年從研究所畢業，思考模式改變之後，決定以「順勢生產」的實作，作為中年婦女二度就業的「逆襲」。2015年10月，協助好友小晨在家生產，是我實作的起點。
小晨落紅那天下午，我在台科大有個演講，結束演講回家準備兒子們的晚餐之後，我拎了幾罐啤酒進小晨家，在我到的十分鐘前小晨進了浴缸。拎著啤酒到浴室，開玩笑地問小晨要不要來一杯，聊沒幾句，小晨就進入產程最後階段說不出話來，寶寶作勢要出來了。探了探浴缸的水，覺得太熱了，問小晨有沒有要出來。小晨說她不想離開浴缸，那就要開始做水中分娩的準備了。因為過熱的水會消耗體力，確定小晨沒有要離開浴缸後，我開始將水溫調到接近體溫的溫度。隨著產程的進展，水中的血塊增加，還有一些排泄物。我想要保持水的清澈，一方面觀察寶寶的進展，一方面也預防寶寶出生後吸入。但是水這麼一進一出的，擔心擾動到小晨的平靜，在確定她不會被擾動後，我與助產老師美玲協助她度過陣痛的同時，也盡量維持水的清澈。這樣的時間，對在場的每個人來說，都是漫長卻又珍貴！大家同心等待寶寶的出生，當寶寶頭髮出現在水中飄動時，我指給先生阿火看，在小晨一直擔心自己失態叫太大聲的同時，阿火直說：「比我想像的好太多了！」
後來，小晨是在浴缸裡趴在邊緣生出寶寶的。當寶寶的頭順利娩出後，為了避免接觸到空氣開始呼吸，我低聲要小晨維持蹲姿不要站起來。再兩次收縮，寶寶就完全娩出了。攤開阿火之前準備好的大浴巾，助產老師美玲抱住寶寶交給她，初步擦乾後交到小晨懷裡。寶寶開始放聲大哭，活力滿滿，不用像在醫院那樣用吸球抽吸，也不用倒吊打屁股。我跟美玲老師還有阿火，扶起抱著寶寶的小晨，到床上去休息。「下一次，子宮再有強烈的收縮，就是胎盤要出來的時候喔！有這樣的感覺再跟我說。」一邊打理著小晨跟寶寶，一邊這麼跟小晨說。一段時間後，讓阿火幫寶寶斷臍。「好像在剪綵喔！」一旁攝影的鈺婷這麼說，整個房間充滿歡樂的氣氛。阿火斷了寶寶的臍帶後，就去開香檳，大夥兒一人一杯喝了起來。順產，本該如此歡樂。
小晨一直把寶寶抱在懷裡，擁抱孩子的催產素，讓子宮一直堅硬的收縮著，也讓人覺得在醫院產後，常規打一針子宮收縮劑的多餘。歡樂的氣氛中，沒人注意到胎盤其實早已娩出，連小晨自己都沒覺察，拿彎盆接的時候，預期還會有一陣血流出，卻是乾乾淨淨。在醫院產後立即拉下的胎盤，通常會伴隨至少200C.C.的血。胎盤娩出後，美玲老師提醒我檢查一下裂傷的情況。陰道是H型的，在不剪會陰的情況下，自然的裂傷，應該會順著H的兩隻腳裂，也就是會避開肛門。小晨的裂傷就是順著左側這支裂，1/4環形黏膜下第一層，腳不張開不去撐就會合回去的，要不要縫呢？內心掙扎著，也跟小晨與阿火討論，最後決定不縫，讓傷口自己癒合。對一個外科系的醫師來說，看到傷口不縫，根本就像把自己的手縫起來，但我忍住了。
首次的居家陪產經驗，讓我體認到「不做」比「做」有更大的擔當，「陪伴」比「監視」有更大的力量，「順勢」比「介入」有更大的耐心，「人性」比「科技」有更大的信任。大家常誤以為現在談「助產復興」，是一種不進步的想法。我想起很喜歡的日劇《仁醫》中，「回到那個年代去」，是南方仁開腦取出腫瘤的術後病人，抱著標本罐逃離醫院被南方仁逮到，跌入江戶時代前，對他說的話。江戶時代是怎樣的年代？在當代醫學訓練下，有一身外科好功夫的南方仁，回到江戶時代，施展得開來嗎？現代醫師如果離開醫院，跟一般平民百姓沒有太大的差別。這是受西式醫學教育的我，第二胎計畫在家生產失敗後的自覺與反省。如果一個產科醫師，離開醫院就無法接生，那麼西式產科學的訓練，是否就得跟醫院綁在一起？而這樣訓練出來的醫師，真正了解「自然生產」的「自然」嗎？南方仁在第一集中就有這樣的感慨：
未來，你也許不敢相信，我現在正在江戶時代。在這個做手術被認為是殺人的世界，沒有好的工具、沒有藥，我在這裡盡情地做手術—很簡單的手術，雖然沒有失敗，但這樣的手術卻讓我一籌莫展。
原來一直以來，手術的成功並不是因為我醫術高超，而是別人給我的，藥物、技術、設備、知識，沒有了這些，我只是個庸醫，一個連減少疼痛縫針都不知道的庸醫。十四年的醫生生涯，我沒有意識到這些，沒有意識到自己如此無力，還以為是謙虛，像我這樣的庸醫，還想要選擇有把握的手術來做，想想都覺得荒唐……。
助產師與婦產科醫師的關係，近年來總是因為性別的關係，而落入意氣之爭，處於競爭的狀態。如本文開頭提到的，一開始兩者可是合作關係呢！「生產」這樣獨特的女性身體經驗，更須要由女人的位置來發聲、來提問，去質疑男性建立起的西式產科學，並非客觀中立。
Hrdy的《母性：解開母親、嬰兒與天擇之間的歷史糾葛》(Mother
Nature: A History of Mothers, Infants and Natural Selection)，結合人類學、靈長類研究、演化生理學、昆蟲學、歷史學等龐大的科學研究成果，修正大家「母性天生」的想法。「我們女人並不是用甚麼人的肋骨作成的，而是多種不同演化遺留下來的綜合體，是10億年以上演化過程中留下來的成分組合，我曾靠腦內啡熬過分娩陣痛，就連這種物質也是人類與蚯蚓共有的分子形成的[9]。」我觀察到常常滿月大潮的夜晚，自然生產的產婦幾乎都是以破水為產兆來的。母親身體這個小宇宙裡的羊水，就跟潮汐一樣，與大自然連結著。當代醫學與科技，很多時候是干擾甚至是切斷這樣的連結的。如同Haraway在《猿猴‧賽博格和女人》一書所說的，「如何跨越那些分離我們的科學讓女人緊緊相繫？」，Haraway討論我們該如何設法在生產與再生產我們的生活時，不致全面仰賴控制與敵意的理論範疇和具體做法，提到生物社會的理論(biosocial theories)之所以把焦點放在生產，乃是基於一個根本的前提：以最表面的意思來說，人類是自己創造自己的，而工具中介了人與自然之間的交換。越演越烈的科技支配，讓我們對自然建立起一種異化的關係。如果我們可以去關注勞動過程本身，並重新建構我們對自然、起源與過去的感受，我們可以從工具返回到身體，在生產與再生產的生物社會條件中去認識身體。「我們的身體，我們自己」。女性主義學者重新取用了科學，以便為我們自己去發現，並定義什麼是「自然的」。我們手中握著一個人性的過去與未來。如此抱定特定旨趣對科學進行研究的取向，成若要認真看待科學論述的規則，但並不崇拜科學客觀性的物神[10]。我想，我們需要的是「性別創新」(gendered innovation)。來修正科學知識，讓女人緊緊相繫，也讓人類重新取得與大自然的連結。
「性別創新」這個計畫是由史丹佛大學歷史學教授Londa Schiebinger所提出，科學研究若納入性別，會展現很不一樣的成果。Schiebinger建議我們可以從兩個方向來著手：在科學與工程界發展性別分析的實作方法，以及提供個案展現納入性別分析之後的創新成果。分析歷年來，追求性別平等的策略包括「修補女性人數(fix the numbers of women)」，著眼於提升女性的參與。「修補機構(fix the institutions)」改變研究機構中的結構，增進職場的性別平等。現在提倡「性別創新」著眼於「修補知識(fix the knowledge)」，要激發科技研究納入性別分析[11]。若要在生產技術改革上實踐性別創新，女醫師人數近年已增加；醫學機構中的性別平等，還需要有更多的努力。而「修補知識」這件事情，就需要從更多的實作經驗中去累積了。
2016年結束8年全職母親的生活，重回職場，診所院長答應我做溫柔生產，但體制內沒有助產師的位置，我不可能每個產婦都像小晨這樣將自己化身為產婆照顧，於是興起了發展「助產師與醫師共同照護」模式的念頭，於2016年成立了好孕工作室，推行產前教育以及生產時助產師一對一的陪伴，到2018年成立好孕助產所，助產師的舞台才算架設完成。這一路建構的過程，2016年的丹麥行，給我非常大的啟發。那年與台北醫學大學醫學人文研究所施麗雯助理教授，一起到她的研究田野做訪談。在丹麥，助產師是接生的主力，生產場所無論選擇在醫院或是居家，都有完善以產婦為主體的照護方式。當生產出現「異常」狀況時，直接啟動醫師與助產師的共同照護。丹麥的助產學會有四百多年的歷史，而婦產科醫學會只有一百多年的歷史，所有婦產科醫師在受訓過程中，都謹守著專業的界限，「醫師介入低風險的生產，只會帶來災難。」是在丹麥訪談的婦產科醫師，不斷跟我強調的。
他山之石：丹麥的助產師與醫師共同照護制度
丹麥數度成為世界上快樂國家的榜首，2016年去參訪時，丹麥又是那年世界最快樂的國家[12]。雖然這樣報告來自社會文化、經濟、制度許多面向的指標，但我總覺得順勢溫柔的生產方式，讓新生命與新家庭在愛的氛圍誕生，一定也有很大的助益。
第一家參訪的醫院，是Nordsjællands Hospital, Hillerød分院。帶我們參觀的Hanne Brix Westergaard 醫師，同時也是丹麥婦產科醫學會的副主席、歐洲婦產科醫學會的代表。不同於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的成員以男性為主，到歐洲婦產科醫學會的官網查看，可以看到女醫師多於男醫師的景象[13]。Hanne醫師告訴我，歐洲國家在生產照護邏輯與技術上，與美國有諸多不同。醫學生女性的比例近十年顯著的增加，到我參觀的那年，醫學生女性已達80%。醫院中的女醫師比例都超過六成，而醫院中婦產科醫師與助產師的人數比為1:2。女性在一般科醫師(GP)那邊確認懷孕之後，就會轉由助產師產檢與照顧，低風險孕婦整個孕期至生產都不會見到醫師。在所有醫院的產房，「水池」是基本設備，雖然不一定每個產婦都在水中生產。
同一家醫院第二位拜訪的是婦產科主任Peter Hornnes醫師。我詢問醫院會陰切開執行率為何只有10%左右，是否因為助產師是生產的第一線。Peter醫師回答我「會陰切開執行率下降，是世界趨勢，與這個國家是不是廣用助產師無關。」當我告訴他台灣的會陰切開執行率高於80%時，他非常訝異，同時是FIGO(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Gynecology and Obstetrics)成員的他，建議台灣政府應該請FIGO的專家來演講，協助改善。提到產科的照護，他說道「孕產照護，必須將懷孕視為『正常』的生理現象，但醫療從業人員必須有篩檢出『異常』，也就是『疾病』的能力。」提到醫師與助產師的共同照護，他說：「當產婦由低風險轉變為高風險，呼叫產科醫師協助，責任就轉移了，但仍然是共同照顧產婦。」「產科醫師是在資深助產師照顧下成長的。」讓人印象深刻的一句話。Peter醫師認為產科醫師的職責是當助產師的後援、支持她們。所有剖腹的個案，開刀的原因在晨會中會受到檢視，團隊的討論、明確的臨床指引，可以降低剖腹產率。他認為助產師是「守門員(gate keeper)」，助產師的所有職責，都受到專業嚴格的定義，協助所有婦女獲得健康。
在同一家醫院，我們還訪談助產部主任，同時也是丹麥首都區域助產師代表Birgit Plough。她與我們分享在丹麥成為助產師是相當競爭的，考大學醫學系與助產系的錄取標準相當。丹麥全國居家生產率3-4%，一般大眾還是將醫院與安全畫上等號，所以助產師的執業場所以醫院為主。「讓媽媽相信自己，孩子也會相信自己是有能力的。」是助產師要協助產婦們達到的目標。在丹麥助產師們面對的挑戰，是年輕一代對科技的相信與依賴。雖然丹麥的生產是由國家全額給付，但是醫院的產前教育是產家自己付錢的。產婦們接受產前教育不只具備生產知識，還要相信自己的身體。
丹麥生產場所的轉變年代與台灣相當接近，1973年是個分水嶺，以前有問題的生產才會進醫院。但是很大的不同是助產這項專業並沒有隨著生產場所的轉移而消失，1983年丹麥有了新式助產師(newly
trained midwife)。助產師對於「該做」與「不該做」，以及該轉介的時機，是非常清楚的，“Keep the hands off”是丹麥助產師很重要的照護邏輯。在丹麥助產系學生畢業後就業率幾乎百分百。
第二家參訪的是Holbæk Hospital。帶領我們參觀的是Lone Krebs醫師與助產主任Anne
F abricius。她們也提到1972年，丹麥有很大的社會制度改變，但助產專業並沒有改變。在丹麥婦產科醫師都在醫院工作(公醫制)，沒有婦產科醫師開診所，但是助產師可以開業(助產所)，助產師照顧婦女的生產是國家法律賦予的權利。國家與各醫院都有完整的指引(guideline)，專業的分工，每個人都知道該怎麼做。她們認為個人自主的時代已過，〝team around women〞助產師與醫師組成團隊照護婦女的健康，團隊的品質是非常重要的。也因為有完善的臨床指引，於是產家不需要生產計畫書，醫院必須符合國家規定的品質指標(quality indicator)。「不需要競爭時，事情才會是原本應該有的樣貌。」是Lone醫師深切的提醒。「最重要的，是讓『正常』的事維持『正常』」。Anne提到，以往助產師與社區的關係是緊密的，現在不同了，隨著生產大部分進醫院，孕期照護是以婦女為中心的個別化照顧，若助產師遇到問題，轉介其他專業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在丹麥陰道產後6小時出院，剖腹產後兩天出院，所以Anne提到助產師的照護，還包括產後訪視的部分，「讓產婦不覺得回家是孤獨的，產後的訪視非常重要。」「支持的力量，讓產婦看見自己的能力。」在在都呈現丹麥以婦女為中心的照護邏輯。
我們還訪談了獨立開業的助產師Anne Mette Tonning，Anne原本在這家醫院工作，因為喜歡助產師提供居家生產服務時，與產家更熟悉與信任的關係，於是決定獨立開業。Anne提到兩者花費的落差，居家
16,000 DKK (73,374 TWD) ，醫院生產 22,000 DKK (99,377 TWD)，對國家來說也省錢 (用2019.11匯率換算)。在丹麥居家生產是女性的基本權益，是國家提供給婦女的基本保障。少去醫院的繁複的文書作業，Anne認為居家助產師可以有更多的時間照顧產婦。提到「每個產婦產後都是充滿自信的。」我也看到了Anne對這個職業的自信與驕傲。
第三間參訪的是Rigshospitalet Hospital。Rigshospitalet是丹麥最大的醫院之一，也是哥本哈根最專業的醫院。帶我們參觀的Jcob Lykkeu醫師，當時伴侶剛生第三胎。他們的第一胎是在醫院由助產師接生，第二胎是請提供居家生產服務的助產師到家裡接生，第三胎是在助產師的協助下由Jcob醫師自己接生。問Jcob醫師為何沒有從第一胎就自己接生，他回答「低風險的陰道產不是產科醫師的專業啊！還是要讓專業的來。」與前兩家醫院相同，每天的晨會先討論全部的產科個案。Jcob醫師提到在醫學中心剖腹產率並不會比一般醫院高，「不是指派工作，而是團隊合作。在醫學中心的照護目標，是在更完善的醫療條件下，盡量達成陰道產的目標。」團隊合作是丹麥醫療進行的重要原則，每家醫院的工作人員都不斷提及。
經過丹麥之旅的洗禮，更加確定自己要在台灣走一條不一樣的路，建立起穩定的醫師與助產師共同照護方式。
順勢生產的實踐
到協和醫院是 5/21 的凌晨 1 點，護士先把我們安置在臨時病房，檢查碰捧的清況，開兩指，有明顯的間歇性宮縮和陣痛，她還能一派輕鬆的說，有很多孕婦開兩指就打無痛了噢，哈哈這根本還好嘛！兩個小時之後就笑不出來了。當初她決定要溫柔生產，意思就是幾乎零醫療介入、不打無痛、不吊點滴、不剪會陰、不上產檯、不催生，用幾乎不借助任何外力的方式生產，因為生產不是疾病，所以不應該要醫治，而我們都期待這樣的生物本能，源自古老的造物法則，用一種我們覺得自在的方式，將小孩誕生。古人可以，動物可以，我們也可以。
燈光昏暗的房間裡只有她、助產師志貞、我、和肚子裡的小孩，小孩告訴媽媽，他要準備出生了，當下母嬰之間的唯一語言，就是催產素的分泌，讓子宮收縮、陣痛讓母體自然用力、孩子的頭部慢慢下降、旋轉、鑽過狹窄的產道。當下孩子的身體是柔軟的，媽媽的心是堅定的，他們是一起的。
妳只要好好呼吸、感受、忍受那疼痛就好，孕育下一代，就是在這樣的過程裡發生。那些極端的感受，會建構偉大的母愛。
那我呢？
我比較類似掃地阿姨或是第一天上班的藝人小助理，好像幫不上忙，但又想幫忙，明明人家已經很痛了我還在旁邊按快門顧人怨，阿機械式快門就是這麼大聲我也沒辦法…。
隨著陣痛越來越頻繁，強度也越來越高，碰捧不管是什麼姿勢都沒有辦法舒緩疼痛，面容糾結、呼吸沉重，從 4 點到 9 點，都卡在 3 指半，無論是按摩、呼吸、伸展、進到水裡，一點進展都沒有。她是我認識最耐痛的女生，如果她都覺得常痛，我想應該是超級痛，有的時候我會讓碰捧握著我的手指用力，記得只能給一隻手指，因為掌心是空的，所以即便再怎麼用力，都不至於太疼痛，但爾偶會被抓住三隻手指，我才知道那種用力的程度，是會讓婚戒陷進去手指之間的骨頭裡的，但不論多疼痛，都比不上收縮的痛，要忍著，因為我的作用就只有陪伴而已，不能有其他的情緒再讓分娩中的孕婦承擔，即便我當下覺得自己的手指要斷了。
開骨散
9 點的時候陳鈺萍醫師來了，跟我平常看到的陳醫師不一樣，穿著筆挺的醫師袍，戴著小帽，但說話一樣溫柔，先跟志貞交換了一下碰捧的狀況，內診，依然停留在 3 指半，碰捧已經沒有多少力氣了，除了收縮的時間，短暫放鬆的時刻都是低著頭好像要睡著一樣，但收縮的頻率已經接近每 20 秒一次，收縮與收縮之間幾乎沒有時間可以休息。這個時候，陳醫師拿出一罐中藥，挖了一匙，混合溫水讓碰捧服下，過了 15 分鐘，碰捧發出一個我從來沒有聽過的聲音。
子宮頸全開
我沒在跟你開玩笑，我當下想到的是，很多電影的劇情一開始都是好人被壞人打得落花流水，最後遍體麟傷的好人忽然使出一個絕招，就把壞人幹掉了，阿怎麼不一開始就用絕招呢，還是這個劇情一定要這樣，到了不可開交的時候使出來，才會顯得那個招式是如此的所向披靡？還是一開始就用的絕招如果被壞人識破了，就沒搞頭了？但這樣的場景沒有壞人和好人，也沒有打鬥，而陳醫師使出的絕招，真的讓事情變得豁然開朗。
碰捧再次進到水池裡的時間約莫早上 10 點，被攙扶著，沒有多餘的力氣可以走路了，也不知道該用怎樣的方式繼續。她和孩子都累了，但沒有人有放棄的念頭，因為我們都知道這一切就快接近終點。最後的一里路，通常已經不是身體的知覺，而是內心的堅持告訴自己再一下下，再一下下。最後是怎麼用力、怎麼推擠，已經不太能回想起，只記得碰捧蹲在水池裡，陳醫師拉著我的手，叫我戴上手套，跟我說：
你要第一個把小孩接出來。
5/21 10:54。11 個小時的陣痛無論多漫長，頭跟身體滑出產道，卻只用了 3 秒鐘，我的雙手觸碰著像是頭顱的東西，一開始是個小小的圓點，慢慢變大，縮回去，再慢慢變大，然後一個瞬間，頭、眼睛、肩膀、身體、手、屁股、腳，在我視線內可以理解的時間之外就這樣一次全部發生，然後在離開水面時開始大聲哭泣！
節錄「夏天出生的孩子」- 洪璽開[14]。
在我自己2015年完成討論母職的碩士論文研究限制中，我反省從醫以來，一直無法處理「伴侶」在生產與哺乳中的角色位置。順勢生產強調伴侶積極的參與，一個新生命的到來，不只媽媽重生，伴侶也重生了。過往的困境在於我們並沒有讓伴侶準備好，以致於他們沒有「進入」生產場域的管道。
就這樣，我開始了好孕的溫柔生產之路，一點一滴地打造助產師與醫師的共同照護。產家決定要採行這樣的生產方式時，會來我的門診產檢。同時進行的，是與助產所的助產師見面討論，開始產前課程的準備與生產計劃的建立。我們提供產家居家、助產所、醫院，三種生產場所的選擇，也明確訂出助產師的「可為」與「不可為」，這四年多以來，已經超過兩百個產家，在好孕團隊的協助下，達成他們順勢生產的目標。
回顧前兩百個我接生的個案，頭位陰道自然產 64%，真空吸引 (含一雙胞胎twin B，雙胞胎第二個出生的寶寶)11.5%，雙胞胎陰道產0.5%，臀位陰道產 4 %，剖腹後陰道產 1.5 %，剖腹產 17.5 %，會陰切開 2%，會陰縫合 36%，三度裂傷 1%，母親使用硬膜外注射藥物減痛 2.5%，新生兒轉院6%，母親轉院 1%，產後大出血3.5%，產後肌膚接觸 97.5%(不含助產師接生、居家生產、與助產所生產的個案)。每每看著安穩在母親懷抱中肌膚接觸的新生兒，一個新家庭在愛裡誕生，內心都激動不已。「我做到了夢想中的生產！」當年投稿參加徵文比賽時許下的願望實現了！
結 語
如果人來到世上是為了把不完美變得完美，那麼孩子就是助大人一臂之力的好幫手。根據胎內記憶的研究，基本上沒有孩子會選擇「完美無缺」的人當媽媽。因為每件事都做得很完美的人，不必透過育兒來促成自我成長，也沒有新事物可學。寶寶除了想幫助不完美的人變得更好，也會希望自己藉此得到收穫，所以他們還是會選擇有缺點的人來當媽媽。換句話說，孩子出生到這個世上，表示他所選擇的人就是他心目中最完美的媽媽。《池川明微笑生產筆記》[15]。
還記得第一次接生微笑出生的孩子，安靜趴在媽媽胸前，驚慌失措的爸爸一直問我「醫生，他怎麼沒有哭？是不是有問題？」「你來看，你手放在他背上撫摸他，他在微笑呢！」原來，孩子可以微笑著陸的。平靜溫和的出生環境，是雙親給寶寶的第一個禮物，他們的親職於是有了自信的開端。
在門診，很常見的對話是孕婦抱怨伴侶以「安全考量」為理由，限制孕婦生產方式與場所的自由選擇。我覺得這是伴侶與父權體制的一種「結盟」，形成對女性的雙重壓迫。在那樣的場域，「女醫師」的角色非常微妙。多重性別與專業交錯的複雜關係，也促成了翻轉性別框架的順勢生產，這一部分靜待日後收集更多資料的來呈現。
討論科學中的性別時，常見的假設是認為只要讓女性進入科學，就能帶來改變。這種假設的問題在於，它過度化約、及簡化了整個過程。美國的醫學研究已有所改變，開始尊重女性：健康研究對於女性需求開始有所回應，而女性健康中心也代表了女性健康照護的新做法。除了有越來越多女性進入醫學界之外，還有什麼因素促成醫學改革的成功？醫療科學的經驗可以成為改革其他科學的借鏡嗎？Londa Schiebinger在《女性主義改變科學了嗎？》物質科學中的性別討論醫學的部分，提及近年美國醫學改革的進展。她認為讓女性進入該職業，只是改革的其中一個面向。
要改變醫療實作與研究，需要有基礎夠廣的女性運動、態度上需要對女性的社會與職業角色有根本的轉變、學術的性別研究需要被制度化、需要有強力的遊說團體處理爭議性議題(如乳癌的案例)、需要夠強的經濟狀態(如冷戰結束時期)、需要足以選出民主黨總統的民意方向，最後還需要國會的法案予以支持。讓女性進入職業的力量，正是讓女性相關的研究問題也得以改變的力量。並不只是因為有女性加入，而是因為在醫學界內外的女性主義者—包括男性與女性—創造了適當的條件，醫學研究的改革才得以成功[3]。
那麼，回到台灣的生產改革，在女醫師人數增加的現在，希望機構(各級醫療院所)能提供女醫師們更有友善的勞動條件與環境。社會上的性別平等觀念，除了一直有一些團體在努力著，也想邀請大家一起來參與。而關於生產改革的部分，生育改革行動聯盟邀請有志之士一起加入。
我們有蔡英文總統的帶領，這次在新冠肺炎的全球流行，由不凡的防疫成效，讓世界看見台灣。希望等疫情平息之後，能結合國會的力量，制定法案與建立制度，予以台灣的生產改革最大的支持，讓台灣的女性都能享有自主又賦權的生產。
聲 明
本研究之利益衝突：無。知情同意：無。受試者權益：無人體或動物實驗。
參考文獻
Gender Issues in Technology Reform for Gentle Births
Yu-Ping Chen
Abstract: The number of female doctors in Taiwan increases annually. However, seeing as childbirth is a specialized field regarding the female body, has an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female doctors resulted in any changes in this field? In the field of childbirth, there has historically been a division between two experts, obstetrics and midwifery. But with demographic shifts in what has historically been a male-dominated field, this can allow for changes. The following paper will share the findings of the author’s fieldwork in Denmark, a country in which there are more female doctors than male doctors. This has led to new developments in the field of childbirth, providing for cooperation between midwives and doctors in efforts to protect the health of mothers. 2016 presented an opportunity to put this into practice in Taiwan. Four years of practice had successes with two hundred families, allowing for successful childbirths in these families. We hope for the support of the government in the future, to allow for more healthy, self-empowering births by Taiwanese women.
Key Words: gentle birth, gender, birth reform, nature, midwifery
(Full text in Chinese: Formosan J Med 2020;24:305-13) DOI:10.6320/FJM.202005_24(3).0010
文章出處 : 台灣醫學2020年24卷3期
